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

[摘要]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


  [摘要]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公共治理新路径。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汪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健康老龄化的对策研究”(编号:16JJD840004)阶段性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技术变革、医疗卫生进步和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改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都在不断延长。与此同时,伴随着20世纪后期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率先迈入“长寿社会”。毋庸置疑,长寿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增加的同时高龄老年人口规模与比例也在提高,长寿社会势必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社会形态,将对财政平衡、经济增长、政治选举、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且深刻影响。长久以来,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所引发的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通常被认为是“危机”,是“新人口问题”或“人口定时炸弹”。①不过,长寿社会的新形态,其本身并没有好坏区别,长寿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来自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所产生的发展问题和为满足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特别是高龄人口需求而形成的人道主义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属于长寿社会下的全球公共治理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立足长寿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全球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变革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现阶段全球公共治理领域对长寿社会的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体系缺乏清晰的认知,既有治理模式实际上难以系统把握长寿社会中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重点的动态变化及其内在特征。当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已经迈入或即将迈入长寿社会的新形态,而究竟如何从长寿社会这一新背景出发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治理理念和可能路径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准确认识和客观把握长寿社会发展的趋势、特征及治理新原则是进行长寿社会全球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20多岁。在20世纪50年代时,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足50岁。到了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2岁(图1所示)。目前,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接近75岁,比男性高5岁左右。同时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超过77岁,其中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将接近80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也将达到75岁,且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一直高于男性。从过去半个多世纪到未来30多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两性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过去50多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都在不断稳步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时,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还不足45岁,且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近20岁左右。之后,得益于医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与传播,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迅速提高,且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如图2所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在平均预期寿命上的差距会持续缩小。但仍需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在本世纪中叶所能达到的水平仅为发达国家在21世纪初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较大差距。

  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但是如果额外延长的寿命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在增加无疑会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与压力。因此,思考健康与长寿的关系处于“疾病压缩”还是“疾病扩张”状态对于长寿社会下的全球公共治理尤为关键。健康预期寿命不同于人口预期寿命,主要是指在预期寿命中存活于健康状态的寿命。②如表1所示,从1990年到2017年全球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在不断增加,但其增长比例仍远低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其中,高收入国家(主要指亚洲、美洲和西欧等地区的发达国家)平均健康预期寿命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则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虽然比男性更高,但从全球大多数地区及国家来看,女性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均低于男性,这种现象在健康研究中也被称为“性别悖论”。③从全球来看,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健康预期寿命差异较大,但总体而言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伴随着疾病扩张④,在女性人口和欠发达地区中表现的更加突出。

  人类寿命的延长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但在寿命延长的同时,额外增加的处于不健康状态的人群的扩张对现有多数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形成了持续的挑战。对于现阶段大多数国家而言,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状况将难以应对疾病扩张的威胁。通过建立高龄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机制、持续改革养老金制度、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和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全民健康等方式都是长寿社会中应对疾病扩张的有效应对措施。但对于许多欠发达国家而言,家庭仍然是长寿社会中应对照料风险的第一道安全网。但在现代化进程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迁,家庭照料在未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到本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预计达到80岁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将达到70岁以上。而全球8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目前的1.43亿增加至2050年的4.26亿。⑤在持续的人口高龄化同时,也伴随着少子化的特征。大多数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已开始了生育率的转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生育率的转变。目前发展中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约2.49,发达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1.64左右。此外,全球性的迁移流动也愈加频繁。在过去的10年间,有14个国家或地区接受超过100万的净迁入移民,有10个国家贡献超过100万的净迁出移民。⑤

  长寿社会的公共治理不仅仅需要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需要着力减少和避免健康不平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低,健康状况较差,且一些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⑥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健全,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且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往往在健康方面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亟待缩小国家之间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传统的基于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建立的交通、教育及医疗等系统将难以满足长寿社会中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养老及生活的迫切需求。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有着更多的时间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与闲暇,终身学习将成为新的教育观念;同时老年无障碍出行、老年人交通安全等新需求日渐凸显。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长期照护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失能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探索建立长期照护制度也逐渐进入公共政策议程。

  尽管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模式与政治体制,且正在处于不同的老龄化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治理难题。但从全球视角来看,长寿社会的全球公共治理中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原则需要重点关注。

  长寿社会的公共治理原则首要在于公正与平等。其基本内涵,一是指制度设计要保障各国皆有平等参与全球公共治理规则制定的权利,要保障全人群在社会资源配置时具有相对公正和平等的机会,充分考虑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家庭等多元主体因国家及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差异在长寿社会治理中平等承担不同职责。二是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尊重个体差异,消除年龄歧视,关注不同人群不同阶段健康等资源获得的平等。三是指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人都能够保持和拥有较高生活质量、良好健康状况及充满活力的老年生活。

  不论性别、种族或其社会地位如何,健康长寿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权利原则包括健康获得与尊严生活的权利。权利原则更注重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强调在公共治理过程中考虑资源对的适当倾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政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系统改革需要考虑到长寿社会中所有人追求健康长寿的权利。而且对于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和失能老年人而言,保持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和高水平的死亡质量也是长寿社会下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治理核心。

  老化并非仅为老年期的现象,而是一个毕生的过程,一直影响着全人群的生活与工作。老龄化和高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真正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从扩展型、平衡型向紧缩型的转变。全生命周期原则含义在于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毕生老化的过程,还是整个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高龄化进程,公共治理都需要关注个体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社会在不同人口转变阶段的特征,以便进行前瞻性的干预与引导。就个体层面而言,寿命的延长需要关注整个生命过程,而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评估政策对所有年龄段的影响以及代际之间的影响。就社会层面而言,要充分利用人口转型的机会窗口期提前构建长寿社会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共同体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在未来的重大影响。

  坚持代际公平的原则,加强代际之间的协调。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多代人更有可能共同生活在同一时期。在长寿社会中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减少,家庭规模小型化及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比例的上升,不仅意味着家庭养老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而且意味着有限的公共资源在多代之间的配置会出现竞争性,公共资源将在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中进行重新分配。代际公平的原则就是指在长寿社会背景下有限的公共资源分配既要实现对当前世代的公平分配,同时也需要考虑后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分配的公平。

  长寿社会下的参与性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与表达,需要关注个人行为、代际关系、企业行动、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的影响,重新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与家庭等多元主体的责任与范围。对于个体而言,鼓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有利于促进积极老龄化。对于社会而言,通过家庭、政府和组织的参与,促进老年人外在功能发挥也有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对于不同国家而言,通过增加交流和加强合作,共同参与长寿社会的治理也有利于国民生活质量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基于参与性原则促进国民长寿、健康和更具生产力生活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会逆转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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